丝路三千年，问西问东

一丝の阳光

上月30日，湖北省图书馆2020年最后一场长江讲坛举行，由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带来“何问西东：文明的对话与回响”主题讲座，在跨年的时间窗口，探讨东西方文明融汇的历史渊源——胡天汉月，羌笛驼铃，天方海舶，华夏风物，如何编织着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两本书的书名谈起西与东

《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是张国刚2019年和2020年连续出版的两本以丝绸之路为研究主体的著作，《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在2020年荣获了第十五届文津图书奖。我们的采访，就从这两本书谈起。

记者：请谈谈这两本书的书名由来？

张国刚：一般讲丝绸之路都是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2000年的延续，但我提出丝路3000年，因为早在张骞之前的上千年，中国与西部世界就有了许多交往，商周时期的“玉石之路”，就是这种民间走私冒险生意的记录，考古发现证明，商周的玉器，不来自内地，而是通过“玉石之路”从新疆和田运来。

《胡天汉月映西洋》书名里的“胡”，也是西的一部分，包括今天西北的少数民族，以及历史上曾经的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与“胡”相对应的是“汉”，指中华文明。西洋，一层意思指明朝所谓南洋；一层意思是，到近代后指代欧美。放在书名里，“胡”还指文明交流的陆上通道，“西洋”则指海上通道。书名里的“月映”，来自“月映万川”的佛教意象，原指佛法如同月亮一样，映照在万事万物上。人类文明就是那一轮明月，不同的文明色彩缤纷，但都是人类文明，在人类历史的时光隧道里，文明的交融是常态。

《文明的边疆》，所谓边疆，就是不同人种、不同文明、不同势力在此交流，在一路一带上，这样的交流持续数千年。边地、边疆，才有跨界的交流。文明是有边疆的，并不能把文明都同化了，不论哪种文明都不可能横扫全世界，各有界线，但互相交流，和平共生。

记者：这两本书，提到了东、西、边疆，哪里是东，哪里是西？

张国刚：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西”是一个特别具有异国情调的概念。西方，首先是个方位名词，同时也是文化符号。周穆王西巡、唐僧西游、成吉思汗西征、郑和下西洋，以及我们常常涉及的西学东渐问题，“西”都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地理文化概念。

中国人对“西”的认识是渐进式的。最早仅指帕米尔高原东西两侧的中亚地区，后来逐渐包括了南亚次大陆、西亚的波斯、地中海的东罗马帝国以及西南来的阿拉伯，郑和时代又涵括了非洲东海岸，明清时期扩展为欧西。大致可以这样理解：汉唐时代，“西”就是西域，大体在中亚西亚南亚地区；宋元及明中叶以前，“西”偏向西洋，主要是南海地区略及非洲东海岸；晚明盛清时期，“西”的重点在“泰西”，即欧洲地区。近代以来，“西”的政治文化内涵加重，定格为欧美文化。

东方，在欧洲人眼里也是不断变化的，最初指西南亚一带，7至8世纪阿拉伯人征服西南亚之后，“东方”变成与基督教世界相对立的外国文化区；大航海时代以来，“东方”的概念继续向东推进，“中国”被涵括在“东方学”的领域，约开始于19世纪。

记者：“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张国刚：西、东概念的延展与变化，背后是交流与沟通的络绎不绝，但东西方的连接通道没有一个专门的名词。1877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中地区（中亚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及泽拉夫尚河流域，包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全境和哈萨克斯坦西南部，中国古代称河中），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中主张，将“丝绸”之路的西端延伸到地中海沿岸和小亚细亚。19、20世纪之交，西方探险家在中国新疆、甘肃等地，发现了古代中国与亚、非、欧交往的遗迹，并在相关著作广泛使用“丝绸之路”名称，还把古代中原与西方以丝绸贸易为代表的文化交流所能达到的地区，都包括在丝绸之路的范围内。

从中国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连接非洲、欧洲的陆路大动脉，被“丝绸之路”总冠名，“丝绸之路”几乎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启动丝路的四维机制

人类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肇始于莽原时代。近代以前，规模最为宏大的文明交流之路，就是亚欧大陆（包括非洲东部地区）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个历史大舞台上，文明交流由东向西、自西徂东，是双向互动的。

记者：什么动力促使跨越千山万水、交融不同文明风貌的丝绸之路不断绝？

张国刚：人类对财富与成功的渴望，以及对创造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文明交往的不竭动力。

首先是出于政治、外交（包含中央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外交）的需要，这是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第一个维度。无论是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前138 年），还是东汉和帝时期西域地方政府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都肩负着政治、外交使命。海上出使也是如此，无论是唐德宗贞元元年（785 年）杨良瑶海路西行，还是始于明成祖朱棣时期的郑和七下西洋（1405年—1433 年），都是出于政治和外交交往的目的。

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第二个维度是经济与财政需求。从根本上说，中国巨大的经济实力是丝绸之路发展繁荣的重要前提。

动力机制的第三个维度是科技对于丝路交往的重大促进作用。以海上丝绸之路而言，只有海洋地理学知识以及航海动力技术、造船技术、导航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进行远洋航行。中国的指南针以及领先的造船技术，支撑了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到了15 世纪初郑和下西洋以及15 世纪末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以及海图绘制技术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这些知识的进步也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

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第四个维度是宗教热情和知识追求。穆罕默德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可见知识对人的吸引力。汉唐时代，无数僧侣排除艰难险阻，东来弘法，西行求经，不绝于途。

记者：这些动力机制反映了当时什么样的历史风貌呢？

张国刚：在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关系中，若中原王朝处于强势地位，通常将双方的经贸关系称为“朝贡”，否则就称为“互市”。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后与回纥的互市贸易，对于回纥来说是获得经济利益，对于唐朝来说则是维系政治关系。边境互市和开放海禁对于沿海地区的百姓生计影响巨大，但是对于整个中原王朝的经济影响则相对较小。

宋代，西北地区掌握在西夏政权手里，海上贸易因而兴盛。与朝贡贸易不同，宋元以后的市舶贸易展现出比较纯粹的经济诉求。宋代市舶贸易通过对商品的“抽解”和“博买”，为政府带来了十分可观的经济收入。我们很难对海上贸易进出口总额进行精确统计，但可以做一些推算，比如宋高宗时，广泉两州加两浙路每年贸易总额应在千万贯以上。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 年），岁赋总入应在一亿贯左右，进出口总额约占1/5，超过两千万贯。据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八十六所载，南宋政府每年总收入不过四千万贯，市舶收入竟占1/20。

宋朝出于财政经济目的，鼓励民间商人和海外商人的贸易。民间商人从事贸易受到的限制条件相对宽松，贸易成绩显著者还能得到奖励，甚至被授予相应官职。这些鼓励政策使中国沿海民间商人纷纷投向海上贸易，使唐中叶以前中外海上贸易主要控制在波斯和阿拉伯外商手中的局面彻底发生改变。宋朝政府政治上的收缩和对朝贡贸易的限制，也导致把贸易领域更多地留给民间海商。

正是这些为利益奔波的广大民间商人掀起了宋朝海上贸易的高潮，泉州地区至宋朝方才形成显著的出海贸易风习。除了官方鼓励之外，有学者认为，10 至12 世纪泉州地区的大批穆斯林商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对该地区海贸习俗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代代传扬，终成该地区的基本特色。

近代以前中国式全球化

在《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一书的腰封上，有一行字“近代以前中国式全球化”，以“丝绸之路”为坐标，能看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记者：三千年丝路沧桑，在丝绸、瓷器、茶叶背后，中国与西方互动形态如何演变？

张国刚：从宏观层面考察，中国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模式，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截至郑和下西洋时代，即15 世纪以前，为第一个时段，可称为古典时期；1500年—1800年间的三个世纪可以算作第二个时段，一般称为近代早期；鸦片战争前后到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以算作第三个时段，是近代时期。

在第一个时段，中国在中西文化交往中始终处于比较主动的、强势的地位。原因是在该时段中国长期在经济、科学和知识等各个领域领先于周边国家。在第三个时段，中国因为落后挨打，处在比较被动的、弱势的地位。只有在第二个时段，即晚明和前清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也就是16 至19 世纪初，中国与西方基本上处在政治上对等的地位，虽然该时期中国在经济和科学领域已经逐渐落伍，但西方文明的东渐和中国文化的西传却保持互惠和平等的格局。

记者：康熙皇帝的画像出现在法国传教士的书中，类比“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欧洲广泛传播，丝路上的思想文化交流有怎样的进程？

张国刚：从思想文化交流的层面而言，汉唐时代，影响中国的主要是西域的佛教，无论是东来传法，还是西行取经，几乎是单向的自西徂东；宋元时代至明初，传入中国的主要是伊斯兰文化。至于近代早期，则是欧洲的基督教文化通过传教士入华。明清时期中西文化关系，基本上是一个中学西传的单向流动过程，虽然经耶稣会士之手，有部分西方科技与基督教思想传入中国，但与中学西传的规模和影响相比，可以说很不起眼。

16—18世纪，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超过了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四书中的《中庸》《大学》《论语》《孟子》相继西译。1735年，法国人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华帝国全志》，书中记载了康熙皇帝在内蒙、西藏等边疆地区的行迹。《中国皇帝历史画像》《耶稣会士书简集》，精心绘饰的美好中国形象深刻影响了许多欧洲人对中国的态度。介绍到欧洲的还有《今古奇观》里的几篇小说、元杂剧《赵氏孤儿》以及《诗经》等。一种商品和思想文化的流行，要有供给侧也要有需求侧，西方有这方面的需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需要新的思想对欧洲中世纪的传统思想禁锢进行突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西方人来说，描写外来文明的中国典籍恰恰是伏尔泰等人攻击宗教神学的一个武器。

记者：讲座中您提到“郢书燕说”的典故，说文化的误读在丝绸之路上很多。

张国刚：郢书燕说，讲的是在解释文章时曲解了原意，但有时可能也表达出了有价值的观点。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郢书燕说式误读比比皆是。

误读有时也是一种创造性转化。在不同文化相遇之时，每一种文化都希望完全展现自己，同时又“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接触的双方都不由自主地试图透过自己的眼睛审视对方，试图把对方收入自己麾下。这个打量的“眼光”包含着自家的视角、自家的价值、自家的需求，“相对论”者和“不可知论”者都在这里找到了驰骋思想的话题。所以说，文化误读也是文化创新。

佛教东来之时，曾借助老庄，经过儒佛冲突，达到佛儒融合，最终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对话中，完成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欧洲曾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探索“上帝的语言”。在伊甸园里，亚当、夏娃跟上帝谈话，用什么语言？一开始，欧洲人觉得上帝说的是希伯来语或古埃及语。等到明代梅膺祚创作的《字汇》等字书经过西方学者的翻译、研究后，中文逐渐引起欧洲人的注意。他们试图从中印证《圣经》的记载，找出语言的普遍规律。例如，汉字的“婪”，林字下面一个女，就是暗喻夏娃在树下偷吃苹果；“船”字，舟旁边是八口人，诺亚方舟里一家也是8个人。

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汉字的偏旁部首很有规律，跟液体相关的水字边，跟木头相关的木字边，跟金属相关的金字边，跟植物相关的草字头，因此很可能就是“初民语言”。所以，他们当时认为，中国人跟西方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而且中国人很可能是诺亚最亲近的后裔。

记者：我们回望历史，是想得到怎样的启示？

张国刚：近代中国社会开始全面卷入以欧美为主导的世界化进程中，东方和西方不仅仅是一种异质文化的概念，还是一种关于先进工业文明与落后农业文明的概念。当欧洲文明愈来愈显现其经济活力和技术进步时，“中”与“西”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追求国家进步，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过程。

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国是唯一具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的总发电量已经接近欧盟和美国的总和。尽管工业化还是大而不强，但是，中国毕竟已经昂首行进在工业化、现代化的大道上。

于是，中西之间的文化关系也与19世纪晚期以来一百多年的单向流动不同。中西之间的文明交流与互鉴，不仅有了丰厚的传统文化渊源，而且有了不一样的物质和经济基础。中国人如今更需要讲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也更有底气讲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种情况下对于全球化的中国回应。“一带一路”不仅是传统丝路文明在现代的延伸，而且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桥梁和纽带。

湖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