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一个遥远又熟悉的名词，在各种艺术作品中，它的出现频率不低。它存在于历史长河的哪个阶段？它是凝固的艺术，又诉说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逵，从上世纪90年代即投身于这一独特的建筑文化研究中。作为中国文物学会会馆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专家组成员，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会馆建筑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他近年来发表出版多篇相关论文著作，在《2019年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中，他编著出版的《中国建筑简明读本》将会馆建筑作为单独的建筑类别列出。他和团队成员多年来对湖广会馆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和深刻的解读。前不久，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专访赵逵，在他的讲述中，会馆的身影逐渐清晰。
会馆诞生源于湖广交通格局之变
记者：能谈谈您研究会馆的起因吗？
赵逵：1996年，我们开始做川鄂古盐道，也就是四川、重庆到湖北运盐线路上的建筑调研，这条古盐道其实是一条移民通道，在通道上我发现会馆非常多，这时候开始关注会馆。当时只有一些史学研究者在县志等资料上看到过会馆这个名词，但具体会馆是怎样的，有什么特点，分布情况如何，都不清楚。我们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当地老人谈到“九宫十八庙”，如禹王宫、万寿宫，其实和传统意义上的神灵祭拜不太一样，仔细再去查，发现很多就是会馆，如禹王宫对应湖广会馆，万寿宫就是江西会馆。这些年，中国文物学会会馆专业委员会组织了多个省份的会馆研究，《中国会馆建筑系列丛书》九大系列正在酝酿出版，我们对湖广会馆的研究基本是完整详细的，丛书中的《湖广会馆和禹王宫》书稿已基本完成。
记者：会馆是怎么诞生的？和其他建筑有什么不同？和一般的祭神庙又有什么区别？
赵逵：会馆是一种很特殊的建筑形式，它不同于宫庙、宫殿、民居建筑，但又多以宫庙的形式呈现，它产生于明代，而到了民国却逐渐消失了。为什么会存在于这个时期？这和历史发展的进程有关，特别是和长江中游湖盆地区对江河的治理活动有关。建造会馆的人主要有两类：移民和商人。它的功能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驻某地办事处，但办事处是偏官方性质的，会馆则纯粹是民间自主发起和使用的。在会馆里，来自同一省份或地区的乡亲聚集在一起，一方面抱团取暖，联络乡情，一方面能解决很多实际问题。
会馆诞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交通打通但不是太便捷，又有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明代之前为什么没有会馆，这很有意思，因为在明代之前，中国整体的交通形势并不好，虽然我们常常看到唐宋诗人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但这是极少数、很特殊的人，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很少。而整个中国的人口能够大规模流动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直到明代，湖广地区的交通格局终于被打通了。
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历史地图。明代以前，长江中上游的水泽非常多，基本都是一片片水泽盆地，比如湖北湖南过去统称湖广省，这里周边山势都比较高，四周的河流全部都汇集到湖广中间的盆地，也就是洞庭湖、江汉平原、云梦泽区域。湖北湖南为什么叫“湖广”？正是“湖泽广大之意”，古代地理概念就是以洞庭湖为中心，四周河流都汇集到盆地，然后从盆地唯一出口长江经黄州府流出，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外地黄州会馆比较多，因为他们有天然的水运交通优势。
湖广地区洞庭湖、云梦泽，过去是连在一起的水域，唐代孟浩然名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描绘的就是当时真实的地理场景：这里一逢雨季就成泽国，河道经常改变，对航运和农田耕种都很不利，人们无法行船，只能祈求圣明治水。所以从宋代就开始治水，沿着长江汉水修堤坝。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直到明代才差不多修建完整。堤坝也阻拦了支流进入长江汉水的通道，只有在支流河口处做闸口，现在沿着长江汉水走，都还能看到不少遗留的闸口，闸口控制水流，还能起灌溉作用。
堤坝建成后，漫流的水系逐渐清晰，以前被淹的土地露出来，形成农田。大量土地出现后，可以容纳更多人口，而同一时期，与湖广相接的四川盆地也同样治水成功。
“湖广填四川”大移民是会馆发展的“催化剂”
记者：我看过您的好几篇研究成果，包括指导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都谈到“湖广填四川”大移民对湖广会馆的重要影响。按道理，湖广地区治水成功后可以留在本地耕种生活，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个移民潮呢？
赵逵：和湖广地区一样，四川盆地也备受水患肆虐，治水成功后出现了大量耕地。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有两次，一次是在元末明初，另一次是在明末清初，其中真正意义上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指的是明末清初的大移民。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明末时期，四川境内战乱连年，境内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为了使原“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摆脱这种困境，清政府采取宽松的政策，直接促进了大规模的移民，形成了“始于顺治末年、盛于康雍乾、止于嘉庆年间的移民大潮”。不过我认为，治水使泽地的水褪去，江河水运变通畅是这次大移民更重要的原因，湖广移民会馆祭拜禹王、四川移民会馆祭拜李冰父子，都是治水的“神”。
湖广移民入川主要分水路和陆路两路。水路主要是溯长江而上入川，即由孝感麻城乡、随州、武汉、荆州一带沿长江而上，穿越三峡，进入重庆、川东地区，再逐渐向西迁移。陆路有两条，一条走川湘古道入川，即由湖南长沙、永州、郴州、衡阳的移民以及客家人（含广东、福建、江西三省）从湘西进入贵州，穿越黔西山区，进入川南。或翻越武陵山区，进入涪陵地区，再向川中和川西迁移。另一条由川鄂古道入川，即由宜昌、恩施地区翻越巫山区进入长江水道，再入四川。
远离家乡的湖广人迁移异地，开荒垦地，经商贸易，面对环境的陌生感，为寻求内心的归属感和慰藉思乡之情，增强同乡情谊，便以原籍地缘关系为纽带，湖广会馆应运而生。
巴蜀各地兴建的湖广会馆最多最精美
记者：您的意思是，湖广会馆是“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产物”？那在其他没有产生这种移民运动的地区，为何又会产生会馆呢？
赵逵：历朝古都多建在关中平原或者河南一带，汉水水系连接起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治水成功，湖广地区的交通打通后，实际上也打通了全国交通的格局，带动了全国从北向南的大的人口流动，江西往西，山西、陕西往南通道都通了，商业随之发展起来，各地商帮活跃，会馆也就出现了。从调研来看，商道和移民通道上，会馆是最多的。会馆寄托了人们强烈的情感，大家抱团取暖，拧成一股绳，互帮互助，有什么矛盾也可以通过会馆来解决。
准确地说，是“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会馆的繁荣。由于湖广移民人数众多，他们在巴蜀各地兴建的湖广会馆无论在数量还是精美程度上都为全川各省会馆之最。学者黄权生、杨光华在《四川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与移民的省籍比例探讨》一文中统计出，全川一共有明清省籍移民地名1038个（含山东、青海、河北各1个），湖广籍有832个（都含明代移民地名），占80.15%。清康熙、乾嘉时期会馆盛行，可谓“城城必有”，且每县（镇）不止一座，以湖广会馆、广东会馆居多。四川境内的1400余所会馆中，湖广会馆数量最多，共477所，占会馆总数的34.07%。
这些会馆主要分布在：川东以重庆为中心长江水系区，川西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地区，川南以犍为、自贡、宜宾为中心的区域，川北以阆中、南充、达州为中心的地区。究其原因，川东的重庆是长江上最主要的交通枢纽，亦是湖广移民沿长江水路入川的必经之地；川西的成都一直是四川的政治中心，是移民的主要迁入区；川南的犍为、自贡、宜宾，由于其物产丰富、商业繁荣，依靠着沱江和岷江便利的交通，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和商人前来；川北大部分地区与陕西接壤，有大量来自陕西的移民。这么大规模建造湖广会馆的现象在其它省份和区域是没有的，这也充分说明了“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影响之深、辐射范围之广。
大禹文化与移民文化“叠加”出湖广会馆
记者：我在您的研究成果中看到，许多禹王宫就是湖广会馆，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赵逵：会馆通常集宗族文化与宗教文化于一体，不同会馆有不同的乡神崇拜。湖广会馆祭祀大禹，也常常被称为禹王宫、禹王庙。这与传说中的“禹王疏九州、使民得陆处”相关，加上两湖水患连年，有借禹王之威来镇邪的寓意。
在地区级别的会馆中，还有一些别的名称。譬如，作为湖广的交通要道，黄州麻城是明清时“湖广填四川”最主要的移民集散地，因此黄州移民在外地建造的会馆最多，名称也最繁杂，如黄州会馆、帝主庙、帝主宫、禹帝宫、护国宫等。
黄州会馆之所以又称护国宫、帝主宫，主要是由于曾经供奉的圣人和先贤——帝主（又称福主）。帝主在历史上确有其人，《麻城县志》（光绪八年刻本）载：“旧志福主神，宋时西蜀壁山县张氏，行七，世称张七相公……。宋封紫微候，明封助国顺天王，国朝嘉庆敕加封灵感二字。凡麻城之都门会馆，暨渝城、宜昌、沙市、汉口，所在城镇，会馆皆以福主为祀。” 帝主（福主）成了人们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代名词。现在位于麻城五脑山上仍保存有规模宏大的帝主宫。
黄州古为湖广行省州府，即黄州府，而黄州府曾叫过齐安郡，因此，湖北黄州府商人修建的会馆有时也以齐安为名，如重庆湖广会馆中的齐安公所。鄂州明清时期也曾为湖广州府，因此各地也有不少以鄂州为名的会馆，如十堰黄龙镇的鄂州驿馆。还有部分禹王宫由于如今作为宗教建筑，因此隐去过去的名字，而采用宗教建筑的名字，如宜宾李庄的慧光寺，重庆龙兴古镇的龙兴寺。
建筑融合体现出对故土的留恋和对新环境的适应
记者：作为建筑学家，请您谈谈湖广会馆的建筑特点。它是保留本土元素多一些，还是和当地融合更多一些？
赵逵：建筑都是因地制宜的。以巴蜀地区为例，它被群山环绕，体现出山地建筑的特色。在坡地中，单体建筑多采用“吊脚楼”的形式，群体建筑则随地势的高低起伏而布置，布局灵活，层次丰富，湖广会馆也不例外。
湖广会馆通常由酬神唱戏之所——戏楼，祭祀乡神之处——拜殿两大主体建筑和其他辅助用房组成，以院落组织空间、以群体形式布局。地处巴蜀地区的湖广会馆则将这种布局形式与山势完美结合，形成独特的建筑空间层次，也给置于其中的人一种节节升高的心理感受。
如位于重庆东水门内的禹王宫就是面向长江，依山而建，上下高差达十余米，整个建筑群和山势完美结合，建筑借助于山体来烘托出恢弘的气势和居高临下的地位，从而达到一种凌驾于其他建筑之上的优越感。位于龙兴古镇的禹王宫也是随山势而展开，其地势较重庆湖广会馆略显平坦，但逐级上升的感觉犹在。而地处湖广地区的湖广会馆则通常是在平地上展开布局。
牌楼是湖广会馆特色之一，一般位于戏楼与正厅之间，作为正殿的前序。牌楼多由六柱形成五开间，明间最大，檐下多置牌匾。屋顶多为歇山，且错落有致，明间最高，次间、稍间逐级跌落，从而形成阶梯状，和“五花山墙”形式类似。
封火山墙是另一大亮点。传统的封火山墙多呈阶梯式对称造型，即俗称的“五花山墙”式。湖广会馆则多为曲线，无论是湖北麻城的黄州会馆、陕西蜀河的护国宫，还是重庆的湖广会馆建筑群，都是曲线的造型。麻城黄州会馆的山墙雕成龙形，栩栩如生，龙头、龙身、龙尾、龙鳞一应俱全。蜀河的护国宫的大殿旁的山墙墙头也雕有龙头。重庆湖广会馆建筑群由于面向长江，其山墙则犹如两条试图过江的巨龙。
此外，湖广会馆有着独特的装饰艺术。雕刻多以“水”为主题，不仅表现大禹治水的功勋，也突出湖广移民对故土思恋之情。楹联也是如此，如重庆湖广会馆建筑群的禹王宫大门有联：“三江既奠，九州攸同”；又如洛带湖广会馆的正中大门的方形石柱上刻有：“传子即传贤，天下为公同尧舜；治国先治水，山川永奠重湖湘。”洛带湖广会馆正殿有联：“看大江东去穿洞庭出鄂渚水天同一色纪功原是故乡梦，策匹马西来寻石纽问涂山圣迹几千里望古应知明月远。”
作为“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物质产物，湖广会馆在建筑形制、空间、造型、装饰等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些风格和特色不仅体现出移民者对移出地——故土的留恋与热爱，同时也表现出移民者对新的环境——巴蜀地区的接受和适应。可以说，湖广会馆建筑是本土文化与外来移民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科学合理的再利用才是最好的保护
记者：根据您的研究，目前中国大陆现存的湖广会馆有67座。它们现状怎样？给您印象深刻的有哪几座？您认为对会馆应该如何加以保护和利用？
赵逵：会馆因交通而生，又因交通而灭。随着铁路出现、公路发达，中国交通发生了质的改变，移民规模大大减少，依靠水运而繁荣的会馆逐步走向衰落。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会馆最多的城市除了北京，就是武汉，在武汉开办的各地会馆数量一度达到300多家。这充分说明了武汉当时在交通和商业上的重要地位。
现存的湖广会馆，有些还在发挥作用。如北京湖广会馆，保存完好，有着20多米的巨大中庭，如此大跨度的建筑非常难得。以前，它还是戏曲界打响名声的三大必去场所之一，如今还保留着戏楼功用，北京戏曲界的一些活动还会选在这里举办。重庆湖广会馆齐安公所如今是移民博物馆，讲述着历史与乡情。
会馆研究具有时代性，我们从建筑和实物考古入手，通过线路研究、地图研究，分省份、行业、流域，对它进行全面摸底梳理。不同的会馆背后有着不同的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丰富而博大的文化基因。对会馆科学合理的再利用，就是最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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