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历史文献背后的“曾世家”

时光乱了年华

曾侯犺编钟镈钟

曾侯與（与）部分编钟

□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记者 夏雨 通讯员 皮小辰

如果文物会说话，也许它会说：“嘿，你现在看到的我，来自三千年前的西周。”

随州市博物馆的玻璃橱窗里，属于曾侯犺（音同“抗”）的编钟看着人来人往，不经意间，吐露出发生在先秦时期古老且鲜活的时光。

相较于上世纪70年代，震惊海内外的曾侯乙，曾侯犺的名字并不被更多大众熟知。

但实际上，同在湖北随州陆续被考古发现的曾国贵族，除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外，还有处于更早年代的曾侯犺、曾侯谏、曾公求、曾侯宝、曾侯與（与）等，以及更晚年代的曾侯丙。

6月12日晚，“相约随州 寻根音乐会”在湖北随州举行。曾侯乙编钟复制件奏响，为前来参加癸卯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的海内外嘉宾送上视听盛宴。在该音乐会举行之前，极目新闻记者前往随州市博物馆、擂鼓墩文物保护中心，实地采访文博领域专家，从“曾世家”及其编钟视角，带领读者一窥曾随文化。

在随枣走廊发掘了400余座曾国贵族墓葬

曾（随）国经历了七百多年历史，以炎帝神农所开创的农耕文明为基因，并在随枣走廊与南北文化不断碰撞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辉煌灿烂的曾随文化。

礼乐文化和青铜文化是曾随文化最突出的亮点。站在擂鼓墩团坡墓地一号墓曾侯乙墓遗址前，随州市擂鼓墩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陈晓坤向极目新闻记者介绍，对曾国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现是从曾侯乙墓开始的。曾侯乙墓是战国早期曾国君主乙的墓葬。曾侯乙墓后,擂鼓墩二号墓等曾国文化遗存陆续都有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随枣走廊发掘了400余座曾国贵族墓葬。在确定的12座曾侯墓葬中，有10座位于现在的随州市曾都区。

在文博界有这样的说法：曾国不见于历史文献，被誉为“挖出来的诸侯国”，考古写就了一部曾世家。

陈晓坤介绍，从西周早期到战国时期，随州地区一直是曾国的政治中心。考古明确的西周早期曾侯有曾侯谏、曾侯白生、曾侯犺；春秋时期有曾侯絴（音同“祥”）伯戈、曾公求、曾侯宝、曾侯得、曾侯昃；春战之际有曾侯與（与）；曾侯戉阝（音同“越”）、曾侯乙处于战国早期，曾侯丙处于战国中期。“各个时期的曾国墓葬中均出土有大量铸造精美的青铜器，丰富的音乐文物，尤其是编钟，它们体现了曾国礼乐文明的盛况和高超的青铜冶铸工艺水平。”

编钟再现楚王之女芈加嫁曾侯宝的故事

“叶家山墓地位于湖北随州市淅河镇。我2010年毕业进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参与的第一个发掘就是在随州叶家山墓地，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考古。叶家山墓地在2011、2013年度先后做过两次发掘，我均有参与。”

现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历史时期考古部主任的凡国栋，是随州人。相较于田野发掘，他的研究方向侧重文献，因此，这些年湖北考古所考古出土金文、简牍的任务主要是由凡国栋来完成。

目前正在赤壁主持考古工作的凡国栋，于工作之余接受了极目新闻记者的连线采访。他说：“对于曾国青铜器来讲，学术价值最高、引起学界广泛讨论的是我自己称之为‘曾侯三钟’——曾侯與（与）、曾公求、曾侯宝及芈（音同‘米’）加的释读和研究。”

凡国栋介绍，芈加编钟是近年来公布的重要青铜器之一，其器物铭文记载了楚王之女芈加嫁往曾国，在丈夫曾侯宝去世之后身肩重任，保其疆土，执政曾国。

凡国栋举例解读了器物上的部分铭文。“之邦于曾”即芈加嫁至曾国，“余（为妇）为夫”，指芈加在丈夫过世之后同时兼顾“妇”“夫”两种身份，以体现其辛劳。

经过对芈加编钟铭文一丝不苟地释读、研究，及大量相关文物资料的考证，这位年代约在公元前613年至前560年之间的女子形象渐渐浮现。“（她）很容易令人想到先秦时期另一位摄政一国的女子——秦宣太后。两人同出自楚国，又各自执政一方，秦宣太后被史书所载，为大家所了解；而芈加也本应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只是传世典籍不记其人，致使芈加事迹久已湮没。全赖编钟重见天日，才令世人了解到芈加的形象。”

曾国出土的编钟铭文，对于解读曾国历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当然不止芈加编钟铭文。

“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曾侯與（与）编钟上的铭文与《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若合符节，显示了曾侯與营救楚昭王的史实,表现了曾国对于与楚国盟约的重视；通过对整套编钟铭文的抽丝剥茧，曾随之谜也被揭开：曾国即随国，曾和随是一个国家的两个名字。

至于曾公求编钟铭文，凡国栋介绍其内容涉及到曾国的始封、曾国的疆域等诸多重大问题，在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等方面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曾侯犺编钟比曾侯乙的早500余年

“M111是叶家山墓地规模最大的一座墓葬，也是目前已发现的墓室规模最大的西周早期墓葬。经考古推定，该墓主人为曾侯犺，比曾侯乙墓早500余年。”

在随州市博物馆叶家山展厅，展有M111号大墓出土的曾侯犺编钟，由1件镈钟和4件甬钟组成。凝望时，仿若直面三千年前的古人，心生超越言语的震撼和感动。

站在编钟旁，随州市博物馆副馆长王生慧向极目新闻记者介绍，出土时这套编钟保存完好，铸造精良，音准极佳。

镈钟造型独特，钟体两侧各有两条相同的透雕虎纹，前后中部各有一条勾云状扉棱，扉棱顶部为圆雕扁体凤鸟，钟体两面饰大兽面纹。四件甬钟形制大体相同，大小有异。根据纹饰可分为截锥状枚甬钟、乳钉状枚甬钟，其中截锥状枚甬钟右侧鼓有一细阳线纹构成的阳鸟形云纹，为侧鼓音敲击点标记。

曾侯乙编钟一套65件，是迄今发现的数量最多的一套青铜编钟，王生慧介绍，曾侯犺的这套编钟虽然仅有5件，但却是迄今所见西周早期数量最多的一套编钟，也是曾国已发现年代最早的成套编钟，首见镈钟与甬钟组合。“从测音结果看，四件甬钟均为双音钟（敲击正鼓部和侧鼓部，发出的音不一样），可以说，这套编钟是探索先秦时期音乐科技的重大发明——‘双音钟’奥秘的最早实证。”

在被楚国征服前，曾国是周王室亲封的同姓诸侯国。王生慧认为，曾侯犺编钟在西周早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是礼乐制度发展的重要一环，且从形制、纹饰、音阶构成等方面看，都与中原地区的西周编钟具有密切的关系。“重视礼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编钟是古代礼乐文明的典型代表，周王朝对礼乐文明的高度重视，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礼乐文明发展的高峰，而曾随礼乐文化则是其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图片来源：随州市博物馆、极目新闻记者拍摄、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