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基因的形成 ——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胜前一起回首农业时代

时光乱了年华

回忆起自己大学三年级的第一次野外考古实习，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陈胜前感慨：“就像在昨天。”时光过去30年，内蒙古白音长汗遗址在陈胜前的叙述中，非常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刮开表土就是遗迹，非常清晰。那里的天好高。”

清晰的遗迹指向的是什么？考古学家得到的考古材料就是历史吗？在陈胜前的学术视野里，考古是侦探，由发现的各类遗存出发，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尽可能还原某一个历史片段，从而接近历史真相。

7月初，陈胜前带着第十六届文津图书奖获奖著作《史前的现代化：从狩猎采集到农业起源》来到长江讲坛，以农业时代的视角，观察中华文明基因的形成并接受湖北日报专访。

农业起源是考古学“三大起源”问题之一

记者：农业起源问题是一个不断确定“最早年代”的问题吗？

陈胜前：考古学擅长长时间尺度的研究，研究人类99% 的历史；考古学同时擅长微观而具体的研究，如某个遗址或某种遗存（如动植物遗存）。采取不同的时间尺度，农业起源就成了不同的问题。从微观角度来看，农业起源也就是一个缓慢、具有过渡性质的变化；而当我们放大时间尺度，就会发现数百万年来人类一直以狩猎采集为生，然而只是在短短数千年间，这种习惯已久的生活方式就被取代了。这种变化毫无疑问是具有革命性的，是人类历史的里程碑。农业起源，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还是一个远没有充分研究的问题。

与过去研究中反复罗列重要驯化物的发现与不断推出令人惊讶的“最早的”年代相比，当代考古学研究更关注农业起源多样的形式，解释为什么有的地方没有农业起源，比较不同地区对于农业出现后的反应，等等。农业起源不再是简单的发现最早驯化物种的问题，而是文化系统的整体变化，对过程的了解超越确定最早年代成为考古学研究的中心。在农业起源研究中应该更加关注环境因素，关注人与动植物的联系，关注不同地区古代人类的适应历史与特点，这些认识对于解释为什么某些地区农业能够起源、某些地区没有农业起源至关重要。

简言之，农业起源是一个形式多样、关联复杂的问题，远非罗列驯化物种、最早出现年代那么简单。

记者：在您的学术视野里，农业起源是一个怎样的问题，又该怎样回答？

陈胜前：农业起源与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并称考古学“三大起源”问题，它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起源”事件，它引发的一连串变革，我认为可与工业革命对近现代世界产生的影响相媲美。从狩猎采集到农业产生的转折中，为什么在有的地方农业呈燎原之势，而有的地方迟迟不肯出现农业的萌芽？

农业为什么起源是个热点问题，农业为什么不起源甚至都不是一个问题。我是站在农业起源的角度看为什么农业不起源，因为历史进程已经显示农业社会对于狩猎采集社会的强大冲击，就像农业时代的理想主义在工业化面前不堪一击一样。史前农业只在世界上某几个区域起源，其他地区则没有，是后来传播引入的。即便在中国，情况也是如此。为什么这些地区没有农业起源呢？每个地区的状况不一样，是否有共同的因素？或是说，哪些因素比较关键？

我们来看环境的约束。比如，草原地区动物群体规模惊人，但是它们的流动性极高，人类也需要有高度的流动能力才能有效地利用。流动是与需要定居的农业生产相互矛盾的。就农业起源而论，环境约束并不只有负面作用，也可能有正面影响。生活在温带、亚北极以及北极环境中的狩猎采集者冬末春初常常会遭遇食物短缺，热量摄入不足，此时狩猎采集者倾向于利用碳水化合物资源，如耐储备的植物；长期的适应使他们更关注这类资源的供给。这样的环境约束实际上有利于狩猎采集者向农业生产方向的转变。我们可以说最有利于农业起源的区域一定是环境约束因素的正面效应最大、负面效应最小的区域。

我把农业起源与工业革命相提并论，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它们可以用同一理论来解释——要素禀赋结构理论。农业起源跟工业革命一样都不是人类头脑的顿悟，其形成需要充分的文化积累与合适的环境条件。基本要求包括适于驯化的物种、适宜的气候、土壤等；对于狩猎采集者本身而言，要走向农业起源，也需要一系列要素准备。所以“为什么农业不起源”问题的本质是“为什么农业没有在那个时候起源”，而非绝对不会起源。简单归纳起来说，一是没有必要，二是有难以克服的环境约束，三是还没有足够的准备，四是还有其他的选择。

在没有人口压力的地方，农业起源是缺乏动力的。农业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狩猎采集者在能够利用自然资源生存的情况下，没有理由选择更多的劳作。人口危机不仅表现在食物资源的短缺方面，还表现在分配上的竞争——它促进了社会的复杂性的发展，构成另一种发展农业生产的推动力。有了动力，如果不能克服环境约束，缺乏相应的技术与社会组织准备，即前面所说的要素禀赋结构，农业同样难以起源。

中国，农业时代的幸运儿

记者：这样要素禀赋结构适宜农业起源的区域在地球的哪些地方呢？

陈胜前：中国是农业时代的幸运儿。遍观全球，在原始技术的状态下，具有广阔农业自然地理区域的地方是很少的。我们首先可以把南半球排除在外，因为那里的温带区域面积十分有限。在北半球，则要排除北美，因为新大陆地区，人类进入较晚，狩猎资源丰富，农业需求并不强烈；另外，这里缺乏适合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如马、牛等，驯化动物仅有火鸡与豚鼠，农业系统不完整。然后需要排除北非、阿拉伯半岛，这里是干旱的沙漠，根本不适合农业。欧洲的温带区域大部分为海洋所占领，陆地区域所处的纬度已经跟中国的东北差不多。尽管它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但是总的热量条件还是不如中纬度地区。最后，我们看到，剩下的、适合农业发展的区域不过是西亚的新月形地带（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还有欧洲的农业都是受到西亚影响发展起来的）与中国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中国这片区域的面积要更大、更完整，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记者：在中国区域内，农业的起源是什么样的路径？

陈胜前：一万多年前，或者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史前中国发展出了两大农业起源中心：北方以粟、黍为中心的旱作农业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从目前的考古证据来看，如果不局限于动植物物种的证据的话，两个地区几乎是一样早。华南地区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同样开始很早，不过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热带气候、土壤、疾病压力等）与新的资源机遇（根茎、水生资源），这里走向了一种依赖根茎种植、水生资源利用与狩猎采集结合的低水平食物生产。与之类似，东北地区气候寒冷，农业条件不佳，而全新世气候变暖变湿带来利用水生资源的机会，这里发展出一种依赖渔猎的复杂的文化适应。最适合狩猎采集的是西南地区，这里地形变化大，资源多样，狩猎采集持续的时间最长。北方草原地带发展出来一种新的农业形式——游牧经济，解决了如何有效利用草原地带的问题。中国的西北半壁采用的基本都是游牧经济方式，在部分水热条件较好的地方辅之以谷物农业生产。

距今八千年前后，史前农业开始逐步向平原地区扩展，以获得更加平坦、更肥沃、更容易灌溉的田地。当然这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也需要更复杂的社会组织。此时涌现出了以辽西的兴隆洼文化、华北平原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山东后李文化、陇东大地湾文化、关中老官台——李家村、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考古学文化。它们的发展程度和形态类似，时间阶段大体相当。而由它们发展出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区，正好也是中国史前文明体系所覆盖的区域。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农业起源滋养并限制了中国史前文明体系的范围。

农业社会缔造史前文明体系

记者：考古证据表明，农业扩散的区域是文明体系的影响区域。农业是文明的基础吗？

陈胜前：从新石器时代中期起，史前农业形成了完善的文化生态体系，不仅有驯化的作物，还有家畜，以及配套的工具与社会组织管理能力，它开始向周围边缘区域扩展。中国史前文明体系仍然是以上述新石器时代文化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农业扩散的区域是文明体系的影响区域。这些文化区可能与边缘区域互动关系频繁，比如，辽西地区与东北以及草原地带的交往，应该比中原更加便利，但是在文明的发生上，辽西与中原的关系，较之与东北和草原地带的关系更为密切。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文明的基础是农业，没有农业社会的长期发展，就不可能形成文明，而这些边缘地带的农业发展相对滞后，虽然后来有农业扩散过来，但其发展水平无法与中心区域相提并论；二是农业社会之间的互动问题，尽管东北、草原地带距离辽西更近，但由于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差异巨大，它们之间社会互动的层次、渠道，不如辽西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互动深入和丰富。可见，文明体系内成员之间互动的层次与渠道，要多于成员与周边地区之间的关系，空间上的距离并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文明的基本格局形成。中国文明是一种原生型的文明，它立足于原生的农业社会基础之上，根源深远。当前的研究表明，中国早期文明大约从距今近六千年开始，经历了三波浪潮：第一波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以良渚和石家河文明为代表；第二波是在北方，以红山、石峁、陶寺文明为代表；第三波是在中原。不过越来越多的发现似乎表明中国早期文明更像是群星闪烁，逐渐汇聚，最后形成了我们熟知的中国文明（或称中华文明、华夏文明）。而南北相依的特点，使得两大农业起源中心赋予它宽广的社会经济基础，这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意义巨大。每当北方遇到战乱的时候，人群南迁，保存并扩散了中原先进的文明。不然的话，就会像其他几大古文明一样，中道断裂。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唯一绵延不绝的古文明，与这样深厚且宽广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分不开的。

记者：农业塑造了中国的哪些文化基因？

陈胜前：文化基因是个模糊的概念，它是在文化与生物过程中长期相互作用的产物。它一直在变化之中，并不存在先天的优越性，更不存在永久的优势。人类当下的存在是过去所有时间在内不断进化的产物，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基因会产生变化，最终影响到当下的存在。

我们从考古材料中看到，史前中国的旧新石器时代转型并不只有一个模式，中国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选择并不相同。这其中北方粟黍农业、南方的稻作农业，影响最大，周边地区逐渐接受农业，或与之形成稳定的交换关系。中国所在的这片土地，雨热同季，尤其是稻作的产量比较高，能够支持更高的人口密度。当然，它所需要投入的劳动也非常惊人，我小时候的印象，农忙季节，水牛都要累瘦一圈。农业是靠天吃饭，而在农民的心中，最重要的是勤快，唯有勤快，才可能有好的收成。勤劳是构成中国文化的第一美德。

农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国人的刻苦耐劳是写在基因里的，其实生活于当代的所有人类群体都是吃苦耐劳者的后裔，否则他们是不易度过历史上一次次的生存挑战的，中国文明因为经过漫长的农业文化熏陶，稍稍显得突出一点。

中国文明还有一个文化基因比吃苦耐劳更突出、更稀有，那就是包容。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一部不同文化、不同族群融合的历史，中国完成了这一过程，这其中文化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长期的农业历史还造就了另一个关联的文化基因，和平或称平和。中国文化尊崇的道德典范是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玉作为代表性的物质很好地表征了中国文化包容与平和的特性。中国是玉文化的故乡，近万年前就开始用玉。这一文化偏好在长期的农业社会生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中国农业社会的基础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对外界的欲求非常有限。农业驯化了动植物，同时也驯化人自身，经过驯化的动物失去了野性，人也如此，有了农业之后，人类才有了文明，文明的原义就有遵纪守礼的意思。

漫长的农业生活还塑造了中国人偏好的思维方式或思维习惯，即整体性思维。中国人思考问题的习惯总是先整体而后局部，比如中国人对“战略”一词的定义，就认为它是整体性、全局性的问题；而西方对“战略”的定义就是如何去战胜对手的、非战术的策略。整体性思维赋予我们在思考问题时有较好的宏观把握能力，而在微观、中观上较为忽视。这一思维的根源就是中国漫长的农业生活史，农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文化生态系统，它的实质并不是人类在生产，而是人类让动植物生产，农业的成功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生产与自然节律一致，与动植物的习性一致，与人本身的需求一致，整体性是生存的保证。

中国人还有一个特点是合群。也正因为合群，中国人也就成了世界上最难被同化的族群之一。文化是社会性的存在，因为有社群存在，所以文化不容易丧失。合群影响到中国文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那就是集体本位（与整体性思维一致），与西方文化的个体本位形成特别鲜明的对比。家庭是最小的集体，单位是基本的集体，集体是个体行动的目的，大的可以为国家、为民族，小的可以为家庭、为单位。不过，这一点目前变化比较大，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个人经济能力与地位的提高，个人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再加上西方文化的影响，年轻一代合群性弱了许多。

湖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