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新诗，回看杜甫 ——师力斌《杜甫与新诗》读后

时光乱了年华

□　顾锦艺

新诗已至百年之际，我们赋予了它“现代性”的标志，但这“现代性”显然没有滋润我们的精神家园——它成了王家新口中的“出了问题的现代性”。然而新诗为什么会出现问题？新诗的问题又该如何化解？已至百年的新诗将何去何从？这些萦绕在我们心头的疑惑，或许是师力斌在《杜甫与新诗》想要解答的。

把杜甫与新诗并列，从杜甫的角度谈新诗，是在致敬的同时抒发对新诗创造力的期待。师力斌之所以选择杜甫，一方面是因为杜甫被称为“诗圣”，是古代儒家思想在诗歌领域的最高表现者，另一方面是因为千百年来杜甫都被认为是古典诗歌最伟大的诗人。所以，并列杜甫与新诗，也就是并列旧诗与新诗。然而，引人深思的是我们当下面临着一种悲哀的现象：“现代新诗无觅杜子美处”，其实也难怪新诗，新诗本就诞生于对旧诗的反叛，中国现代诗人在创作时多秉持着对旧诗传统刻意回避的态度。像书中详述的冯至、郭沫若、艾青等，他们纷纷将目光投向西方，投向外国诗人。在新诗百年之际提出重读杜甫，重识杜甫，是因为杜甫的诗，无论在思想还是技术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只有看到他的伟大，才能进一步看到新诗贫弱的根源。

这种遥远的致敬是一个打破新旧诗对立的过程，唯有如此才能“在诗的意义上重新讨论新诗的现代性问题”。新诗要学习杜甫，又该从哪里开始？师力斌提出要着眼于杜甫的思想和艺术。

“诗就是诗，不论新旧”。诗不该局限于它的形式，诗之所以成为诗，在于“诗意”。当我们看杜诗的时候，不应局限于长短对仗之中，而是要抛开格律的外在形式，透过表面看诗歌深层的“诗意”。师力斌提出，杜诗的诗意离不开他修养与人格上的集大成。他将诗人情感与世人道德合二为一，由此形成了他正大的特点，而新诗气象偏小的问题则可以从杜诗的包涵万象中有所学取。杜甫的正大，还体现在他诗中真实且重大的情感。他体悟常人百态，流露真情实感，他的诗歌不论题材大小，都能让人产生共情；他的诗歌跨越时空的维度，与人的血肉相连。

用诗歌金字塔来形容杜诗的构建是恰当的。他以宇宙意识、家国情怀、人道主义、草根情结四个思想维度为底，铺设思想蓝图，又以精致词句为塔石，筑就巍峨高峰。他糅合诗性与建筑性打磨一首好诗的历程对于新诗也该有所启迪。

从抛开对杜甫的刻板印象开始，我们应该看到杜甫是个古典诗人的同时也是个自由诗人、看到杜甫在规矩严谨的同时不失灵活跳跃、看到杜甫在森严形式下暗涌着的丰富情感。新诗该是自由的，新诗的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它的“现代性”，但自由不是放纵，不该空有其表。近年来有一句话广为人知：“自由即不自由”，看似矛盾，用来启迪新诗却再好不过。新诗要寻求有音乐美的自由，与此同时要抛开新诗的音乐性等同于格律的束缚观念，新诗学杜，绝不是绕进古典格律的死胡同，而是在领会杜甫千变万化的“人诗合一”中，在领会杜诗的“自由中有拘束，规矩里有突破”中，看到杜甫的自由，领会自由的真谛，继而运用到新诗中。

新诗的创新不能成为一场空谈，创新必须在了解、学习和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行，认同与否是一回事，认识与否又是另外一回事。师力斌在书中抛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杜甫活着该会怎样写诗？这是真真切切触碰到了诗歌“现代性”的问题。引用胡适先生所说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新诗的“现代性”与时代挂钩，我们回不去杜甫的时代，我们也难再成为杜甫那样的天才，如何用诗歌理解和表述时代是我们当下需要思考的问题。

百年新诗，回看杜甫。我们看到杜甫的伟大，也看到新诗的探索；我们思考杜甫的诗意与自由，也思考新诗的现代性问题。新诗正以不同往日的眼界和能力走向未来，我们也应怀抱着更宽广的心胸期待着新诗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