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土地的方式影响我们自身 ——读《泥土：文明的侵蚀》

时光乱了年华

对待土地的方式影响我们自身 ——读《泥土：文明的侵蚀》

“土地是我的母亲，我的每一寸皮肤，都有着土粒；我的手掌一接近土地，心就变得平静。我是土地的族系，我不能离开她。”端木蕻良在他的名篇《土地的誓言》中，用文学语言如此深情地倾诉他对土地的感情。我们都清楚：大地养育了自然万物，万物最后也回归泥土。土地对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如今关注智能制造、互联网经济、金融资本的年代，有多少人会认真瞅瞅脚下的泥土，又有多少人知道，人类某些看似合情合理的行为，其实是在伤害泥土。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教授蒙哥马利在《泥土：文明的侵蚀》（译林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中为大地立言，从科学与人文双重维度反思人类与自然互动中的功过是非，为构建人类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提供了思想启示。

蒙哥马利的主业是研究地质学，而地质学对地球的关注，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层面，从来都是大尺度的，尤其是地质学家族中的岩石学、地层学、地貌学，其研究的时间比例尺跨度少则百万年，长则上亿年。只是，地球岩石圈浅浅一层的泥土，似乎从来都没有被地质学家正儿八经关注过。蒙哥马利年轻时就敏锐地意识到，从事地质学研究，如忽略了泥土，显然是很不全面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土壤生态矛盾越来越尖锐，他也“顺带”开始探究土壤的世界。

《泥土：文明的侵蚀》由“古老的优质泥土”“地球的表皮”“生命之河”“帝国的坟墓”等四个篇章组成，全书将地球表层的土壤作为考察对象，借助丰富的考古与历史资料，叙述了土壤与人类社会之间上万年的关系变迁。蒙哥马利忧虑地指出：看似不起眼的土壤，可能成为决定文明盛衰的关键。从作为文明源头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到工业时代的美国西部；从欧亚大陆腹地的俄罗斯草原，到南太平洋与世隔绝的狭小海岛，过往的众多文明，因为土壤侵蚀而衰落的真实案例，连接起了过去与当下的历史。在古埃及的尼罗河流域，由于洪水不断将新鲜淤泥冲击到下游的两岸，所以土地的粮食产量很高且肥力不减。但其他更多地区，由于缺乏上述条件，过度开垦带来的结果十分严重，古希腊的执政者梭伦就曾颁布禁令，要求不得在陡坡上耕作。古罗马的农学家关注耕犁效果，由此来提高粮食产量，却造成了土壤被不断推下坡面，使得沃土侵蚀情况加剧。古罗马文明的衰落显然跟此有关，由于骄傲的罗马人不得不仰赖边疆地区的粮食供给，古罗马文明最终凋零。

16世纪以后，受益于大航海时代及之后的殖民扩张所带来的惊人财富，欧洲农业开发提速，科学家对于发展农业与保护土壤之间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尽管如此，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仍然没能避免若干古代文明曾上演过的悲剧，快速推开的大面积深度垦殖，加速了土壤侵蚀，以至于在美洲殖民地开发仅200年左右，就出现了普遍的土壤衰竭。到了19世纪后期，因为美国政府彻底废除了南方奴隶制，西部新建各州由此摆脱了奴隶制种植园的阴影，随之开始上演西部冒险故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造成了以往很多年才能形成的土壤流失的严重后果。

我们对待土地的态度，决定了土地对待我们的方式及其时间维度。蒙哥马利在本书“前言”中指出：“那些滥用土地资源的古代文明，最终为其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贫瘠风化的土地能摧毁文明，留下一片衰败的遗迹和穷苦的后代。”他提出的一个疑问令笔者惊心：是否农业活动在造就了文明的兴起、发展和蔓延的同时，也通过更长期的土壤退化及流失过程，播下了引发社会衰落的种子？他进而言之：历史之兴废，或许与战争、经济、环境、气候等因素紧密相关，可是最终导致社会崩溃的，却是土地的健康状况。这一说法或许过于武断，然而我们也不妨试想：作为赖以生存的土地，出现不可逆转的生态危机，无法养活众多的人口时，家园必将荒芜，文明又从何谈起？

“当今的人类行为，正在全球范围内毫无节制地消耗土壤。”这是《泥土：文明的侵蚀》的一个重要立论。蒙哥马利的疾呼绝非杞人忧天。地球在过去5亿年里，植物的进化和生命的兴盛，促使土壤的形成。反之，也孕育了更多的、更大的植物，这些植物作为食物，又进一步地促成更为复杂的动物群落的出现。生物与土壤，一直处于动态平衡之中。土壤受到侵蚀，原因是多方面和多要素的。一是自然的要素。例如山地斜坡上疏松的土壤，经过雨水的冲刷，会从山体上自然脱落。我国黄土高原上的大片黄土，在雨水作用下，大面积地涌入河流，河水为之污浊泛黄，“黄河”之名也由此而来。二是人为的影响。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大量化学药品、工业废水和固体物与土壤“亲密接触”，必然会伤害土地原本的免疫系统。尤其现代农业生产，在植入科技外力方式之后，氮、磷、钾化肥和杀虫剂在农业种植中广泛使用，其目的是提升产量，养活更多的人口，满足人类更多的物质需求。但与此同时，这些化学肥料和药剂也破坏了土壤的营养系统。久而久之，土壤就会出现各种“慢性病”。

在蒙哥马利看来，目前是该重新思考传统农业中的智慧了，进而寻找人与土地和谐相处的方法。他认为，首先要充分意识到，土壤不只是用来种植植物的培养基质，也是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动植物所得以生存和繁荣的生态系统。一方面，在农业生产中应将土壤视为最根本的生态修复基础，而非迫使土壤适应人类的技术；另一方面，必须正视“化肥和杀虫剂的应用使肥沃的土壤变得贫瘠”的事实。过度依赖杀虫剂、除草剂和化肥，毒化了我们的食物链，这并非使文明存续的长久之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重建和修复农业土壤，已是生态治理的当务之急。公众投资，应当支持那些努力配合而非对抗土壤生态系统的行动。在新的农业实践中，蒙哥马利以“粗线条”的方式，尝试提供某些答案。他建议加快推广可以兼顾实现土地保护与粮食生产的农业模式，比如免耕农业；充分利用城市空地发展都市农业，缩短蔬菜、水果等食物的运输链条。更重要的原则是加强耕地保护，减少那些造成对抗土壤侵蚀的常规农业补贴，利用更为先进的监测分析设备清楚地掌握全球各区域的土地土壤状况，让耕地获得更加充分的保护和更加有效的利用。

土壤的生态安全，不仅关系到文明的延续，同样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土壤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矿产资源和森林草地保护等一样，考验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治理智慧和能力。如果我们对待泥土的态度是友善的，人类创造的文明才能延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