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址考古揭示长江文明的进程

时光乱了年华

“黄河、长江同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江河互济’是中华文明呈现于世界的最大特征。在黄河已纳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规划的背景下，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不可或缺。”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熊召政接受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采访时说。今年全国两会、湖北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聚焦长江文化。湖北省政协常委、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则将支持湖北武汉申建国家长江文化公园，写进了省两会的提案里。

湖北地处长江中游，是拥有长江干流最长的省份，文明进程源远流长。2020年12月29日，武汉大学与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北省文物局）共建的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挂牌，“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受聘名誉院长，国家文物局发来贺信，点赞湖北在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等方面的考古研究取得突出成绩。此前，国家文物局将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夏商周课题）正式纳入“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由湖北省牵头，与湖南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共同实施。

近年来，我省走马岭、凤凰咀、石家河、盘龙城等城址类考古、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这些城址蕴含着怎样的文明信息？在“考古中国”大课题下该如何解读？记者就此采访了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夏商周课题）项目组组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余西云，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孟华平，盘龙城遗址考古发掘领队、武汉大学教授张昌平等专家，试图破译这些古城的文明密码。

长江中游史前城址已发现20余座

史前城址密集，已知中国最早城址也在此

记者：您在专著《湖北史前城址》中介绍，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长江中游、下游和上游都有早期文明发现，其中长江中游地区发现已知中国最早的史前城址，也是史前城址发现最多、最密集的地区，是中华文明探源的重要区域。这些城址有何特点？

孟华平：以1990年石家河城址的发现与确认为标志，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如雨后春笋般进入人们视野。迄今为止，长江中游已发现和确认的史前城址达20余座，分布在湖北的有17处之多。一系列史前城址的发现与确认，可以说是中国史前考古一道道靓丽的风景，也为探讨长江中游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提供了丰富资料。

湖北省内已发现和确认的史前城址，有天门石家河、天门龙嘴、江陵阴湘城、石首走马岭、公安鸡鸣城、荆门城河、应城门板湾等。从分布状况看，这些城址大体呈半月形分布在江汉平原西北部向低丘的过渡地带。从年代上看，这些城址大约都在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之间，有的可能还要早一些，城址的数量从早到晚呈增多趋势。从规模上看，规模最大的天门石家河城址，面积达120万平方米，而规模小的城址如天门龙嘴、石首走马岭等，面积不超过8平方米，似乎存等级差别。从构筑方式上看，这些城址多采用堆筑的方式构筑城垣，城垣外挖壕沟，濒临湖泊或河道。

记者：这些城址是在什么背景下形成？其功能区划和社会性质是怎样？

孟华平：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的集中发现与确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研究者围绕这些城址进行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综合目前学界观点，在分析城址的形成背景方面，多认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的扩大、稻作农业的发展、社会特权阶层的出现等是城址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原因。在分析城址的功能方面，或认为城址是为了抵御周边部落或部落集团对财富的掠夺而修建，或认为城址是为了维护文化统一体的完整及特权阶层利益的一种防御行为，或认为是防御洪水的需要等。在分析城址社会性质方面，或认为属于“军事民主制”，或认为属于“部落军事联盟制”，或认为与“酋邦社会”的诸多特点相似而可作为早期国家文明的典型代表，或认为处于文明的初始阶段。尽管观点纷呈，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的学术价值无疑得以彰显。

记者：经常听到研究史前考古的学者提到某某文化，考古学所讲的文化，有什么特定的含义？

孟华平：在考古学上，一般将分布于一定区域、存在于一定时间、具有相同文化特征的人类活动遗存称为某考古学文化。长江中游史前的考古学文化，主要经历了城背溪文化（距今8500—7000年）、大溪文化 （距今7000—5200年）、屈家岭文化（距今5100—45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4500—4200年）、后石家河文化（ 距今4200至4000年）等发展阶段。这些考古学文化，在长江中游古城中几乎都有体现。

其中，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史前城址被认为是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其最早年代为距今约6000年，属于长江中游“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系统的遗址。

走马岭城

中国城市的基本格局已具雏形

记者：武汉大学与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北省文物局）共建的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致力于长江文明的考古研究。目前有哪些收获？

余西云：武汉大学目前主要承担的重要田野考古项目有襄阳凤凰咀、石首走马岭、武汉盘龙城，这些都曾入选国家文物局重大项目“考古中国”。

记者：据说走马岭城在中国城市史上意义不可小觑？

余西云：走马岭遗址位于我省石首市东升镇走马岭村，南邻上津湖，北距长江仅十公里。走马岭城修建于距今5300年左右，至距今4000年前后废弃。走马岭城具有内、外双重城垣结构，城内有古河道，经西水门与城外护城河、西面的自然湖泊（上津湖）相连通，组成水上交通系统。城北有北城门与城外的古道路相通，是主要的对外陆地交通系统。内城北部至东部是主要居住区，北外城内侧发现有专门的公共墓地。走马岭史前城址内城面积约10万平米，外城面积约35万平方米，是已知中国最早的具有内外城、且带瓮城、水门等结构的城，奠定了中国城市的基本格局。

凤凰咀

屈家岭文化北进的重要军事重镇

记者：凤凰咀城址的发现，有何重要意义？

余西云：凤凰咀遗址位于我省襄阳市龙王镇阎营村与前王村之间，距汉江约十公里。武汉大学考古系2020年的考古工作确认了城墙和护城河的存在、结构和城址的兴废年代。城墙修筑于距今5000年左右，距今4000年前后废弃。凤凰咀城址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城内有大规模建筑遗存，墙体有多层白灰粉刷，建筑工艺精致。发现形状较规整的垫土台基，附近出有较多小型玉器、绿松石饰件。这些迹象都说明凤凰咀城应该是鄂西北地区的区域中心。

此外，屈家岭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的鼎盛时期，不仅整合了整个长江中游，向南到达湖南南部，向西到达重庆东部，向北深入中原腹地，到达黄河沿线。凤凰咀城址兴建于屈家岭文化早期，正是长江中游地区文化整合和统一的阶段。屈家岭文化完成统一后，开始大规模向北扩张，凤凰咀城址修建于屈家岭文化北疆，扼守在江汉平原与北方地区来往的通道处，应该是屈家岭文化北进的重要军事重镇。

走马岭和凤凰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大大深化了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认识，推进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

石家河古城

长江中游持续千年的文明中心

记者：2020年9月24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在京发布，我省天门石家河遗址等5项考古新成果，被认为填补了史前考古中国的多项空白，多维度揭示了早期中国的文明基因。石家河是怎样的一处遗址？

方勤：石家河遗址是一处史前聚落遗址，位于长江中游腹地、江汉平原北缘与大洪山南麓相结合的山前地带，这里密集分布着4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主体年代距今约5900年至3800年。1954年，在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北郊的这片区域，考古专家拉开了石家河遗址考古的帷幕。60多年来，通过几代考古工作者不懈地努力，考古发掘表明了石家河遗址群是长江中游规模最大、时间跨度最长、等级最高、附属聚落最多的都邑性聚落。

记者：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石家河遗址中心地位的确立，是否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方勤：的确是这样。经历距今5900至4800年近千年的缓慢发展，中心聚落谭家岭古城建成。谭家岭古城位于石家河遗址的中心，城垣内总面积17万平方米，城壕内总面积达26万平方米，远大于同时期同文化性质的其他遗址，是石家河遗址作为长江中游文化中心的重要开端，也是后来的石家河古城形成的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建成的石家河古城，城内面积达120万平方米，为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城壕的工程量浩大，是同时期长江中游的中心聚落和都邑性城市。

记者：在当时筑如此规模的城，应该算一个庞大的工程吧？

方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在著述《长江文明的曙光》中，介绍石家河城的规模时推测，“单以城垣来说，就至少用了100万立方米的土。”他设想，在当时只有石铲等极简单的劳动工具装备的情况下，假定有1000人持续不断地工作，也要花若干年才能完成。他认为，这样大的工程，自然要有强有力的组织和指挥中心，要有权威性的规划方案，并且要有强制性的纪律保证。显然，石家河的统治者权力之所及绝不会限于石家河遗址分布范围。

记者：考古界前辈此前在石家河遗址已发现了大型建筑、孔雀石、玉器、刻画符号、祭祀遗迹等蕴含丰富的早期文明信息，近年在石家河遗址开展的工作又有哪些重要新发现？

方勤：2014至2019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石家河遗址群及外围9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系统勘探，取得重要成果，以谭家岭大型城址、印信台大型祭祀场所、谭家岭高等级敛玉葬、三房湾专业制陶作坊等揭示最为瞩目。

此前的考古工作认为，石家河古城始筑于屈家岭文化晚期，而谭家岭古城的发现，揭示出早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垣和环壕，表明石家河在距今约5500年就开始筑城。这一发现将石家河城址的建城历史至少提前了500年。

印信台遗址发掘面积1475平方米，是一处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大型祭祀场所，也是迄今长江中游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祭祀场所。考古揭露了5座人工堆筑的黄土台基，在台基周围发现了多组套缸遗迹，可以看到大量陶缸口底相接、套在一起，一些陶缸体上还有刻划符号。沿台基边缘，还分布着瓮棺、扣碗、倒扣缸等特殊的祭祀遗迹。对套缸成分进行分析显示，这些套缸来自于大约5个不同的生产场所，而且从形制、纹饰及套缸上的刻划符号可作大致区分，表明祭祀活动是不同的人群共同参与的结果。

三房湾遗址，考古工作者揭露出陶窑、黄土坑、洗泥池、蓄水缸等遗存，同时还发现数摞陶杯套叠烧结的现象。经确认，这里曾是一处专业窑场，以烧制红陶杯为主。

在谭家岭遗址的瓮棺葬发现的大批精美玉器，造型生动、技术精湛，被认为可以代表当时中国乃至东亚琢玉技艺最高水平。其中，神人头像、龙、凤、鹰、蝉等造型，在后世商周玉器中都有出现，风格可以说是同出一源。

既拥有同时期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址，又有大型的居住址，同时还有印信台这样的大型祭祀场所和三房湾这样的大型制陶作坊，一个聚落遗址考古遗存如此丰富，石家河遗址由此被视为长江中游地区的文明中心，具有文化引领与文化辐射的重要地位。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也曾指出，这一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以石家河遗址为中心，存在规模不等的城址，中心聚落石家河进一步整合文化与资源，引领着长江中游向前发展，使长江中游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

盘龙城

夏商王朝向南扩张的最大的中心城市

记者：盘龙城遗址自发现至今已60余年。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现商代城址、宫殿建筑、贵族墓葬、一般平民居址，出土大量陶器、石器、青铜器等珍贵文物，首次揭示出长江流域具有灿烂的青铜文明。自2012年至今，由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牵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参与的联合考古，有哪些重要收获？

张昌平：近年来考古队，围绕盘龙城遗址的聚落布局、环境变迁、手工业生产等多个方面，展开了持续多年的考古工作。其中2013至2014年，在杨家湾南坡发现青铜器贵族墓葬群和大型建筑基址，确认了杨家湾为盘龙城聚落晚期的核心区，揭示出盘龙城聚落早晚不同的变迁历程。2015年，在盘龙城核心保护区北部小王家嘴发现一批青铜器贵族墓葬，扩展了对于盘龙城聚落北部范围的认识。2015至2017年，在盘龙城小嘴发现了铸铜生产遗存，表明盘龙城能够独立铸铜青铜器。这也是目前发现的首处长江流域早商时期的铸铜生产遗存。此外，我们对盘龙城周边水域进行了水下勘探，探寻盘龙城遗址水下遗存的分布状况，展开对盘龙城遗址地理景观和环境的研究。而自2018年开始，我们联合芝加哥大学等中外科研院所，组成中美联合考古队，对杨家湾北坡石头堆积展开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并发现石头垒砌的台基建筑，为认识盘龙城杨家湾地点的布局与功能提供了新的资料。

我们还联合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多家单位，对盘龙城遗址展开多学科的考古学研究，并在青铜器检测、土壤结构和成分分析、碳十四测年等方面取得了诸多突破。

记者：盘龙城遗址考古工作属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课题下的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项目，近年来的这些工作，对全面认识盘龙城聚落的社会性质，解读盘龙城的地位和作用，是否有所帮助？

张昌平：结合早年的考古发掘成果，这些工作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更清晰的盘龙城。目前学界基本形成一个共识，盘龙城是夏商时期中原文化向南扩张、在长江流域形成的目前所见最大的中心城市，也是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明最具代表的聚落，反映了以夏商王朝为核心的中华文明进程在长江流域的进展。